因此，在对话的基础上，裁判者必须中立地根据法律的权威做出裁决，纠纷的解决，最终应依赖法官根据法律的权威所作出的决定。
此外，根据当时已颁行的《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由法律规定。尽管按照《监督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最高法院的监督包括听取和审议最高法院的专项工作报告、检查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备案审查规范性文件、询问和质询、调查特定问题、审议和决定撤职案等。
第14条规定：对于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任命法官的，一经发现，做出该项任命的机关应当撤销该项任命;上级人民法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法官的任命有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的，应当建议下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该项任命，或者建议下级人民法院依法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撤销该项任命。自最高法院于1999年开展司法改革以来，历届全国人大会议对含有司法改革内容的最高法院工作报告都是予以肯定并决议通过的，甚至还会在《关于最高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中要求最高法院推进或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性文件，规定指导性案例的编选标准、编选程序、发布方式、指导规则等。建立健全基层司法服务网络，推行基层人民法院及人民法庭聘请乡村、社区一些德高望重、热心服务、能力较强的人民群众担任司法调解员，或邀请人民调解员、司法行政部门、行业组织等协助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最高法院院长的监督权被虚置 在司法改革决策中，全国人大的常设工作机构内务司法委员会参与中央司法改革决策工作。
第35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十人以上联名，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法院的质询案。纵观已颁布的《人民法院改革纲要》全文，其内容涉及了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背景和指导思想、基本任务和目标、基本原则、主要内容以及实施方略。他们认为，传统的演绎推理模型根本没能正确描述法官的实际判案过程。
解释方法给我们提供的是各种不同的解释形式或方式，以使解释者能够在这些逻辑有效的形式中重构他所持有的某种观点，如果观点能够被重构，它就是合逻辑的、正当的。将确定或验证各种科学假设之真假和可接受性的影响因素归于证立的过程，如一致性、丰富性、相关性、融贯性等。现实主义法学反对传统的法学理论，提倡立足现实研究法律现象、尤其是司法过程。10.参见池海平：《法律发现--司法过程中使用的一种法律方法》，载《政法论丛》2009年第3期。
卢埃林曾经指出，"美国法院可以使用的大量的解释准则包含有一系列反对命题和矛盾命题，而且实际上人们能够发现某种法规解释的规则以支持法院所希望得到的任何结果。通常是在结果早已确定之后，才选择解释的方法。
美国一直秉持的宪政体制是三权分立制度，议会行使立法权、总统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在这一立场上，为了从抽象的法律规范中发现能够适用于具体个案的妥当含义，学者们在萨维尼四种解释方法的基础上又发展出更多的方法，如伊藤正己认为法律解释的诸种方法有：文学解释、文理解释、扩张解释与缩小解释、类推解释与反对解释、当然解释。如果从我国立法的粗疏与抽象之特征来看，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在观念层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若以制定法的频繁修改为代价使其适应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需要，显然有损于法律的安定性以及人们对它的期待，长久来看不利于法治观念的培养。法官在寻找法律依据的过程中，如果找到明确的规定，则依法律规定判决。
但是，根据沃尔夫的考证，关于司法能动主义，现在更广为人们所接受一种认识是，它不仅再局限于宪政领域，而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司法行为理念，它的基本宗旨为"法官应该审判案件，而不是回避案件，并且要广泛地利用他们的权力，尤其通过扩大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手段去促进公平--即保护人的尊严。但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尚未能在诸种法律解释方法之间确立一个如化学元素表一样的固定的位序关系。四、小结 人们在发现意义上使用法律解释方法，并不能逻辑地推出"保证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这样的结论，只有在证立意义上使用法律解释方法，才能看到这些方法与"保证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这一结论之间的合理逻辑关系。这是因为，坚持能动主义倾向的法官通常会创造性地解释法律，以弥补法律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但是，法律解释方法的证立功能具有两面性，它既能证立某一解释结果的正当性、也能掩盖它们的不合理性，因此，我们应当警惕司法能动主义可能带来的危险，防止司法权借能动主义的东风过度扩张或被滥用。
同一时代另一具有代表性的法理学教材亦认为"法律解释同法律的实施、执行和适用有着密切的联系"。【关键词】：法律解释方法 法律证立 司法能动主义 传统上，人们多是将法律解释方法置于"法适用之不可欠缺的前提" 这一过程中予以研究，抽象的法律规范必须经过解释、说明之后才能适用于个案，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一个必要步骤。
一方面，具体的判决发生在论证之前，另一方面，须对判决进行证立"。郑玉波将法律解释分为两大类，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论理解释又分为扩张解释、限缩解释、反对解释、类推解释。
" 当代著名的法律论证理论学者阿列克西在区分"发现的过程"与"证立的过程"基础上主张，法律论证理论主要关注的是证立的过程，而非发现的过程。弗兰克在其代表作《法与现代精神》中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考察司法过程，宣称实际审判过程中决定判决内容的既不是法律规范也不是逻辑更不是概念，而是"跟着感觉走"。如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两个司法解释，一个是《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问题的请示》的批复，通过司法解释明确行政机关因不作为而造成对公民权利损害的行为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填补了立法的空白。19.[奥]凯尔森：《论法律解释理论》，李鑫译，载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页。就此而言，上述学者对法律解释这一概念所作界定，如果从法律发现的角度去理解，在逻辑上显然是无法得出"保证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的结论。也有人在这一方向上走的更远：判决结论并不是在作为大前提的裁判规范已被发现、作为小前提的法律事实已得到证实的情况下逻辑地推导出来的，实际上是法官们事先已有初步的结论，案件事实的形成和法律规范的发现只是使其结论正当化的过程而已。
判决过程中法官的个性、直觉和预感是正确解决案件的关键因素，法官很少是从某个前提出发并符合逻辑地推出结论，判决过程往往是先有初步的结论，然后再回溯性地寻找能够证立结论的理由，所以，真正的判决过程是直觉性的而不是演绎性的。20.MartinP.Golding,"Discoveryandjustificationinscienceandlaw",inAleksanderPeczenik(eds.),Theoryoflegalscience,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4,p.297. 21.MartinP.Golding,"Discoveryandjustificationinscienceandlaw",inAleksanderPeczenik(eds.),Theoryoflegalscience,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4,p.295. 22.MartinP.Golding,"Discoveryandjustificationinscienceandlaw",inAleksanderPeczenik(eds.),Theoryoflegalscience,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4,p.297. 23.刘星：《阿尔诺的"法律确证"理论》，载《外国法译评》1993年第3期，第27-31页。
现今，人们越来越多地在证立的意义上理解法律解释方法，如果某一解释（结果）是按照特定法体系所认可的法律解释方法得到的，那么，该解释结果至少具有初步的正当性。因此，应当警惕司法能动主义可能带来的危险。
32.颜厥安：《法与实践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页。如果说立法（立法者）意图是起点，司法（法官）目的是终点，那么法律解释是连接两端的中间环节。
相对于具体的个案事实而言，法律规范总是具有规范性、抽象性特征，因此，"全部的法律文字原则上都可以，并且也需要解释。传统上，人们多是在这一立场--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一个必要前提--上研究法律解释及各种解释方法的。就此而言，司法能动性即意味着法院通过解释行为对法律的创造和补充26.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载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8、59页。
37.[美]克里斯托弗o沃尔夫：《司法能动主义--自由的保障还是安全的威胁？》，黄金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在事物的发现过程中所得到只是一种可能的结果、而非唯一正确的结果，这在哲学领域早有论述。
但是，若从我国法官整体公信力尚未建立的现状来看，我们应当警惕司法能动主义可能带来的危险。如果从我国立法的粗疏与抽象之特征来看，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在观念层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若以制定法的频繁修改为代价使其适应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需要，显然有损于法律的安定性以及人们对它的期待，长久来看不利于法治观念的培养。
36.[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30页。我们对包括法律解释在内的各种方法的使用，大都是在证立意义上使用的，它们既可以证立某些结论的正当性，亦可以掩盖某些结论的非理性。
参见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司法实践经验显示，一个法律判断往往是"先有结论、再找理由"，这些结论常常是依赖直觉形成，但只要这个结论能够经过逻辑严谨的步骤加以证立，它当初是如何产生的并不重要。郑玉波将法律解释分为两大类，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论理解释又分为扩张解释、限缩解释、反对解释、类推解释。解释方法给我们提供的是各种不同的解释形式或方式，以使解释者能够在这些逻辑有效的形式中重构他所持有的某种观点，如果观点能够被重构，它就是合逻辑的、正当的。
8.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经过各种解释方法证立的某一结果是否正确或正当。
说它只是一种制定法解释，意指它也只是为了确定成文的宪法规范的意义而使用的一套常识性解释规则：解释过程中首先看该宪法规范用语的通常含义，然后根据上下文理解它们的意思，甚至是在整个宪法典这一更大范围的语境中理解它们。在这个意义上，法官解释法律，不是运用各种解释方法发现某个可能的结果，而是把这些解释方法当作证立某个解释（结果）之正当性的手段。
" 就此而言，法律解释等方法是证立某些结论正当、或掩盖某些判决不合理的一种形式手段，法律解释方法具有证立功能。这种意义上的司法能动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司法哲学或司法理念，它促使法官把自己看做是社会工程师，可以偏离严格遵循先例的路线以推动社会的进步，而不再是传统上纯粹被动的法律适用者。
